不同的声音代表着不同的良知。国家需要不同的声音。建立在无知上的和谐，并非真正的和谐。台湾民主化之后，蒋先生也曾遭到台湾人的诋毁，但一阵之后，台湾人也接受他。无知的后面必然紧跟着的是激进。而激进之后能否恢复理性，则取决于我们有多少人致力于国家的和解。早一些出现不同的声音，能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沉淀自己的激进，思考如何解决历史问题，回归到国家前途上来，对民族而言很是重要。如果在危机中出现真知的流行，则国家必然不胜负载。
请不要过于严厉，我向来致力于国家的和解，在我的《新课程中的人文关怀》一文中，我把宽容、理性放在人格的首位。
2005年4月20日午5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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